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钢铁产业政策调整新方法新规划
从2005年《钢铁产业发展政策》，到《钢铁产业振兴规划》，再到《钢铁兼并重组条例》草案，以及这次的《准入条件及管理办法》意见稿。钢铁产业成为中国政令密布集中的产业。
科斯提出交易成本理论，运用交易成本概念，不仅解释企业起源，也解释了降低交易成本是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。交易成本存在于社会的方方面面，自然也存在于钢铁产业发展中。
什么决定了交易成本的高低，在后人归纳的三条中，交易的不确定性被列为其一。一个产业的法律法规的制定，要将不确定性降至最低，钢铁产业调整政策的密集程度，已经令企业、市场感觉无所适从。
另外，我们仔细看看这四个政策，从政策对钢铁产业的影响来讲，应该说是一个比一个重要，以政令形式发布的《发展政策》，重点放在了控制总量、产业布局等方向，《振兴规划》侧重企业重组、技术改造、优化布局等，尚未出台的《兼并重组条例》将直接决定某类企业之生死，而《准入条件及管理办法》则一步到位，决定五分之四的钢铁企业的去留问题。
从政策到规划，再从条例到办法，我们看到的是另一条轨迹。这四个政策，法律层级越小，反而对产业的影响越大。将复杂的钢铁产业调整政策，放到一个部门的《办法》中全部装下，是否合适，值得大家考虑，对行业影响大的政策，不应小马拉大车，要提高其法律层级，深入研讨，不能以一个部门的办法了事。
针对《办法》的一点建议
根据《办法》，产能在百万吨以下的普通钢企和50万吨以下的特钢企业将面临被淘汰命运。这样，在全国三四百家钢铁企业中，能达到准入条件的只有80家左右，这意味着五分之四的钢铁企业面临行业准入“生死劫”，将被淘汰出局。
但以钢企产能为标准，偏于一刀切。另外，如果一刀切能够提高我国钢铁企业竞争力，实现我国钢铁产业由大变强的话，忍痛一刀切是可以理解的。但问题是，这样一刀切下去，笔者认为，问题解决不了，将增添更大烦恼。
既然是淘汰产能，那就涉及到淘汰多少、淘汰什么类型产能问题，就避免不了一个问题：中国钢铁需求量究竟多大，这一直困扰着我们，也一直考验在中国政府的智慧，基本快成为了“哥德巴赫猜想”。笔者曾在这方面做过一些探讨，但只能猜想罢了。2007年、2008年，我国人均粗钢产量在380公斤左右，由于我国处于城市化、工业化进程中，笔者认为，2020年以前，我国人均粗钢产量将一直保持升势，因为市场需求将持续拉升钢铁产量，中国的钢铁产量将维持很长一段时间的增长。这种情况下，将大多数的钢铁企业仓促淘汰，不符合中国钢铁实际需求。
另外，恰恰由于中国处于城市化高峰，其建筑钢材等产品需求将继续增长，而提供建筑钢材等这类产品的主力军，也恰恰是数量众多的中小钢厂。在建筑钢材需求增长情况下，一刀砍掉大部分中小钢厂，即便强令执行，效果也不乐观。同时，建筑钢材产量的下降，将直接导致建筑钢材获利丰厚，市场需求将拉动关闭的中小钢厂死而复生。更关键的是，在地方政府的保护下，中小钢厂复活将是必然。
从交易成本角度考虑，这样的关关停停，拆而复建，是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，不能根本解决我国钢铁产业问题，却有可能造成钢铁产业的动荡调整。
至于办法意见稿中规定的环境保护、能源消耗，笔者认为，可以一并实施，无论标准高低与否，只要不打折扣的执行，都将有益于中国钢铁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。同时，政策确定，不确定性就降低了，企业就会在这些方面大力投资，中国钢铁产业就向着节能环保方向发展。
另外，以这种外部性内部化来解决钢铁生产外部性问题，制度性地将钢铁企业的负外部性转化为企业成本，既能解决钢铁企业污染、消耗资源等难题，也能达到这次办法中淘汰中小钢厂作用，市场化地把负外部效应大的中小钢厂退出市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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